醫生的臨終選擇為何與眾不同？
年前﹐我的一位導師、備受尊重的整形外科醫生查理(Charlie)發現他的腹中有個腫塊。這個腫塊被一位外科醫生診斷被胰腺癌。為他做診斷的這位醫生是 全美最棒的外科醫生之一﹐他設計出的一套癌症治療方案﹐能夠將患者的五年存活幾率增加到原來的三倍（從5%增至15%）﹐只是這期間患者的生命質量並不 高。
68歲的查理對此並不感興趣。他第二天回到家﹐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從此沒再踏足醫院一步。他把全部時間用來和家人一起度過。幾個月後﹐查理在家中辭世。他沒有接受化療、放射性治療或是手術治療。沒有讓醫療保險為他花什麼錢。
這不是我們喜歡談論的一個話題﹐但這無法回避：醫生也會死。同其他大多數人相比﹐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並不在於他們得到了更多的治療﹐相反是更少。他們確切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們知道他們面臨的選擇是什麼﹐而且他們通常有能力得到任何他們希望得到的醫療幫助。然而﹐他們卻傾向於選擇以一種安詳而優雅的方式離開。
和 其他人一樣﹐醫生也不願意死去。不過他們通常會告訴家人當代醫學的力所不及之處。他們希望能夠確保在自己的大限到來時﹐不會有任何過分的醫療手段實施在他 們身上。比如說﹐他們不希望在自己的最後時刻﹐有人在實施心肺復蘇術時折斷他們的肋骨（而這正是心肺復蘇術被正確實施後會發生的情形）。
約 瑟夫‧J‧加洛(Joseph J. Gallo)等人在2003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探討了醫生們在做出人生最後一刻的抉擇時會怎麼做。在接受調查的765位醫生中﹐有64%的醫生已經事先準 備了一份指引﹐詳細列出在他們病入膏肓時﹐可以採取哪些醫療手段來挽救他們的生命﹐哪些措施不能用。而相比之下﹐普通大眾中只有20%的人有這樣的準備。 （不難預見﹐相對年輕醫生而言﹐較為年長的醫生做出這樣“安排”的可能性更大﹐寶拉‧萊斯特(Paula Lester)等人的一份研究結果顯示便是如此。）
為何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心肺復蘇術這個例子就能說明些許問題。蘇珊‧代 姆(Susan Diem)等人進行過一項關於心肺復蘇術的電視形象的研究。他們發現﹐在出現了實施心肺復蘇術情節的電視節目中﹐75%的手術是成功的﹐67%的患者病癒 回家了。而現實生活中﹐2010年一項研究在調查了超過9.5萬例的心肺復蘇手術後得出結論﹐只有8%的患者存活時間超過了一個月。其中﹐只有大約3%的患者最終恢復了基本正常的生活。
過去﹐醫生們可以直接去做他們認為最合適的事情﹔同過去那個時代不同﹐如今美國的醫療體系將選擇權交到了患者的手中。醫生們的確會儘量尊重患者的意願﹐但當被患者問及“要是你會怎麼做”時﹐我們通常會回避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不想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脆弱的患者身上。
其 結果是﹐與比如說60年前相比﹐更多的人為挽救生命而接受了一些於事無補的醫療幫助﹐而在家裡走完生命旅程的人變少了。護理學教授卡倫‧凱爾(Karen Kehl)在一篇題為《走向安詳：對於善終概念的分析》(Moving Toward Peace: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a Good Death)的文章中依次列出了優雅離世的幾個特徵﹐其中包括：感覺舒適、能夠掌控﹐有結束感﹐充分享受親友關係並有家人參與護理。在如今的醫院中﹐要做到上述這些很難。
事先寫好安排能夠讓患者臨終前對於自己生命結束的方式有更多的控制。不過儘管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接受了稅賦難逃這個事實﹐但死亡卻是更難面對的一劑苦藥﹐這讓絕大多數人在應當做出適當安排時卻止步不前。
其實也不一定非要如此。幾年前﹐我的一位名叫“手電”的堂兄（他在家中出生﹐是憑借著手電筒的光線降生的）突然病倒了。結果發現是已經擴散到腦部的肺癌所致。我們獲知﹐如果積極治療﹐包括每周去醫院三到五次接受化療﹐他有可能再堅持上四個月。
手電不是醫生﹐不過他知道自己希望得到的是有質量的生命﹐而不僅僅是壽命的延長。最終他決定放棄任何治療﹐只服用一些藥物來控制腦部腫脹。然後他搬過來和我一起住。
之後那八個月我們在一起過得很開心﹐這樣的生活是過去幾十年里所不曾有過的。我們去了迪斯尼樂園﹐這是他第一次去那裡﹐其他時間我們就宅在家裡。手電是個體育迷﹐看體育比賽和吃我做的菜讓他非常開心。他沒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而且自始至終精神都不錯。
某天他沒有醒來。這之後的三天里他一直處於昏睡狀態﹐直到離開。這八個月裡﹐他的所有醫療開銷只是他服用的一種藥﹐價格大約是20美元。
就我來說﹐我的醫生已經在檔案中記下了我的臨終選擇。就像對大多數醫生一樣﹐對我而言﹐做出這樣一份安排並不難。不需要太多牽強的努力﹐我將平靜地走向那個深夜。就像我的導師查理﹐還有我的堂兄手電﹐以及很多很多我的醫生同行們。
KEN MU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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